胖鱼城

某些人看来准备死扛倒地了，巧的是，这次冒出来的这个朱副厅长，是从山东过去的。

1958年6月8日，《人民日报》报道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5亩小麦平均亩产达到2105斤。
1958年6月12日，又报道该社放出的第二颗“卫星”，2.9亩小麦试验田，亩产达3530斤。
1958年6月16日，新华社报道，湖北省谷城县星光社王明进试验田的小麦亩产4353斤。
1958年6月23日，《人民日报》报道湖北省谷城县先锋农业社小麦试验田亩产4689斤。
1958年7月12日，《人民日报》报道河南省西平县城关镇和平农业社2亩小麦创亩产7320斤的记录。
1958年7月18日，《人民日报》报告福建省闽侯县连坂农业社2.6亩早稻试验田亩产5806斤。
1958年7月31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湖北省应城县春光农业社生产队长甘银发种的早稻平均亩产10597斤。
1958年8月13日，新华社报道，湖北省麻城县溪建园一社出现“天下第一田”，早稻亩产36900斤。
1958年9月5日，《人民日报》报道广东省连县1.73亩中稻亩产60437斤。

记得小时候语文课上有篇课文，讲的彭德怀种田做试验的事儿，他验证的结果是不可能亩产万斤。但怎么当年官方媒体这么堂而皇之的报道呢？没种过地的人觉得匪夷所思，种过地的人没经过那个时代的话，也可能没有这个智商。查了下资料，那个年代的报道还真没法说是失实，人家的数字都是有凭有据的。

基本上，那时候能上《人民日报》的报道，不能简单地以吹牛二字敝之。领导、记者、群众全在场，收割到过秤也都全过程监督，还有照片录像为证，在一亩地里，就是实实在在的收获了这么多！那这些粮食是哪来的呢？原来是到别处的地里，将即将成熟的庄稼连根拔起，全部都集中中到这一亩地上，尽量密集种植，过几天后收割，自然就是超级卫星了。各地争相较量的不过是比谁在一亩地里栽的密罢了。就算找公证处来，他们也得承认一亩地里确实打了这么多粮食的事实。

那时候也有专家在摇旗呐喊，这专家可比现在的什么关克、王廷正之流来头大多了，钱学森的文章摘录如下：

  “前年卖粮用箩挑,去年卖粮用船摇；今年汽车装不了,明年火车还嫌小!”
这是江西井冈山农民的一首民歌。我们的土地正在农民双手豪迈的劳动中,付给人们更多的粮食。
六月十二日中国青年报第一版上发表亩产二千一百零五斤以后，又有二亩九分地平均每亩打下了三千五百三十斤小麦
土地所能给人们的粮食碰顶了吗？
科学的计算告诉人们：还远得很！今后通过农民的创造和农业科学工作者的努力，将会大大突破今年得丰产成绩。因为，农业生产的最终极限决定于每年单位面积 上的太阳光能，如果把这个光能换算农产品，要比现在的丰产量高出很多。现在我们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３０％作这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 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产量就不仅仅是 现在的两千多斤，而是两千多斤的２０多倍！
这并不是空谈。举一个例：今年河南省有些特别丰产试验田要在一亩地里收一百六十万斤蔬菜。虽说蔬菜不是粮食，但到底是亩产一百六十万斤。
所以，只要我们有必要的水利、肥料等等条件，加上人们的不断创造，产量的不断提高是没有问题的。今天条件不具备，明天就会创造出来；今天还没有，明天一定会有！ 
                                                        ——1958年6月16日《中国青年报》

一百六十万斤啊，折合800吨，摊到每亩地上，相当于每平方米就是1201公斤的重量！真要有这样的产量，我们国家恐怕全世界人口都能养活了。但结果恰恰就是随后的几年饿死的人最多。之所以举出这段史实，不是在于翻旧帐，而是让大家看看，造假也是需要些技术含量的。不像周正龙的华南虎照片这么破腚百出，不过话又说回来，这年头，要想出名，不在于你的水平高低，而在于你的脸皮厚薄，在于你能不能对多数人的骂声充耳不闻泰然自若。所以，芙蓉姐姐出名了，杨二出名了，周正龙出名了，关克出名了。

其实看现在陕西省的华南虎闹剧，除了多了一个互联网的渠道可以让人们发些牢骚之外，和几十年前并没有实质性的不同，同样都是用掩耳盗铃的手段造假，同样都有冠冕堂皇的口号，同样都有厚颜无耻的小丑。这些现象的出现，不外乎就是一种几千年来养成的习惯还在发挥作用，即惟上是尊。只要上面想听，亩产亿斤也敢报；只要能哄得住林业局拿到想要的政策和钱，纸老虎又如何？至于不掌握实权的人的知情与否议论与否，人家根本不屑于关心和计较。

有时候想想为什么河南、陕西这些地方负面新闻如此之多，要论历史悠久文化积淀，这都是数得着的省份。连山东也算上，曾听说某个地级市的考生冒名上学司空见惯，孔孟留下的遗产难道仅仅体现在我们酒桌上排座位的秩序森严么？倒是千百年前被视为的蛮夷之地的、被认为无商不奸的某南方人，在《社会记录》里实实在在的告诉我们诚信的重要性。西方经济学里有个最基本的经济人假设，人都以自身利益的最大满足为目标，理性的自利动机，在客观上并不危害社会，反而有益于社会。义乌的商人其实正在说明这一点，诚信对他们来说未必是主观的动机，却是需要遵守的游戏规则。

周正龙的华南虎照片是真是假，虱子头上的秃子明摆着，已没有任何辩论下去的意义了。现在大家之所以这么关注，不过就是想看看操纵决策权和话语权的某些地方政府如何面对，究竟是老老实实承认错误还是死扛到底，说白了，想听到个“说法”。说法没听到，中央台昨天的《今日说法》却似乎被阉割了，几段捕风捉影的采访，几句和稀泥的话语就草草收场。和“法”字没有半点瓜葛的一期节目，到有点像故弄玄虚的《走进伪科学》。据说原本节目不是这样，只不过源于某位大人物的话而被腰斩了，无从考证。

该作为时不作为，不该作为时胡折腾，这是最近两天看了中央台的的《人物》节目里全莉的专题后的对某些政府部门的感想。全莉，一个移居国外多年的弱女子，多年来不计名利，一直在实实在在的做着本不该属于她的拯救华南虎的工作。当周正龙弄来假照片为了骗取国家的奖金时，全莉却已经自掏腰包投入了1000万美元，在非洲搞起了华南虎野化项目。不是说瞧不起农民，但是“农民”和“不会说谎”两字确是任何时候都无法画上绝对的等号的，唯利是图不能说他不对，但是关克先生的“对周正龙先生惊天义举的敬佩和仰慕之情”实在让人恶心的想吐。真有这种敬佩和仰慕之情，还是送给全莉女士吧。